本期党史故事讲述人
张宇航，20专机电一体化技术一班学生，来自河北秦皇岛。自秦皇岛港被英资本家控制后，港口工人的命运就与开滦矿工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他们共呼吸同命运，相互支持、紧密配合，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！
1933年元旦，日本侵略者发动“榆关事变”。为做好日军进犯后秦皇岛港和开滦煤矿的工运工作，1月15日，中共河北省委在《关于河北省目前形势与任务的紧急决议》中强调：目前的工作中心应当集中到矿区和港口工人，特别是集中到秦皇岛码头工人中去。12月1日，《全国总工会河北省办事处工会工作报告》指出：要抓住目前年关时节，资本家减工、裁人，减薪、关厂、取消花红与年关资贴等具体做法，加紧组织领导各厂各业工人进行年关斗争，特别要集中火力组织北宁路沿线港口码头工人等日常的经济斗争，来保证推动年关斗争的胜利进行。1934年1月，中共京东特委决定派人加强北宁路、秦皇岛及开滦各矿的工作。
1934年1月14日，开滦马家沟矿工人向矿方提出恢复失业工人工作、发放年终花红、取消双礼拜和小包工等八项要求。遭到矿方的粗暴拒绝和责骂后，义愤的工人们被迫集聚开会。矿方见状立即出动矿区保安队向工人鸣枪恫吓，并当场枪杀2人，伤数人，酿成“一一四”惨案。全矿外工当即宣布罢工，要求惩办凶手、赔偿损失。
1月16日，中共唐山市委（1929年2月，省委确定秦皇岛党组织划归唐山市委领导）针対“一一四”惨案，召开党、团干部紧急会议，决定开滦各矿（厂）、码头先行成立声援罢工后援会，急行准备开展第二次开滦矿港同盟的罢工斗争（第一次矿港同盟罢工发生于1922年，秦皇岛港时属开滦矿务局管辖）。1月17日，罢工后援会向开滦秦皇岛经理处提出恢复全体失业工人工作、取消双礼拜等八项要求。1月22日，秦皇岛港口派工人代表前往唐山，参加市委书记赵世炎主持召开的开滦矿港代表秘密会议。1月23日，港口工人代表返回后，立即召集工人开会，报告马家沟矿工人受害经过和会议精神。工人们表示坚决支持矿区受难兄弟，成立了港口工人声援马家沟矿罢工后援会和罢工委员会，确定罢工行动纲领，开始募集捐款和部署罢工。1月28日，港口工人将首批捐款300余元送往马家沟矿，并继续募集第二批捐款。
开滦矿港工人联合起来进行的同盟罢工，使开滦当局极为惊慌，企图通过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帮助调解。而国民党为此派往的3名“调解员”在开滦当局的贿赂下，网罗其黄色工会委员充当工人代表，到天津与开滦总矿当局进行谈判。这些所谓代表在被收买后，同开滦当局签订了一份有名无实的《劳资协定书》。当代表们返回向工人宣读谈判结果时，愤怒的工人们不予认可，即刻喊出了“反对协定书”的口号，并将所谓的代表撵下台。
在工人们为维护自身的利益，同英国资本家、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懈斗争的同时，日本侵略者趁机派汉奸赵大中混入开滦工人队伍。赵大中在开滦成立“战区矿工联合自治总会”，自封会长，妄图以此替代国民党工会，攫取罢工的领导权。接着，他又暗中勾结日伪滦榆专员公署的汉奸陶尚铭，密谋组织工潮调解委员会，进而以“仲裁”手段瓦解罢工。日伪的插手，使开滦矿港工人的罢工形势更加严峻复杂。中共唐山市委按照上级指示精神，一方面在广大工人中揭露汉奸赵大中破坏罢工的阴谋诡计，另一方面利用日伪同国民党及开滦当局的矛盾，争取罢工领导权，扩大罢工声势。
为响应党组织关于矿港同盟罢工的部署，3月28日，秦皇岛港码头工人宣布罢工，在矿港工人原来八项共同要求的基础上，提出了“撵走英人寇伯理”的要求，（寇伯理是秦皇岛经理处英籍工程师，在职期间力推严格控制工人队伍和克扣工人工资的政策。）并表示不答应条件决不开工作业，形成呼应开滦矿工大罢工的强力声势。
工人罢工后，码头上停有多艘船只，重船没人卸，空船没人装，整个港区全部停止作业，造成港口运输瘫痪。资本家顿时慌了手脚，怕事情越闹越大，只好答应了开除寇伯理、为工人增薪10%等主要条件。罢工委员会认为罢工斗争已基本达到预期目的，决定于4月初陆续复工。矿区的罢工斗争，也在当局答应部分条件后，于4月14日开始复工。历时近4个月的第二次开滦矿港同盟大罢工，以取得局部胜利或争得部分经济利益而告终。
党领导的第二次秦皇岛港口工人大罢工，是开滦矿港同盟大罢工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这次罢工斗争是在日伪、国民党、英国资本家三股反动势力的压制和破坏下，获得基本成功的。其特点是政治背景复杂，持续时间长，影响范围大，这在中国工运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刘少奇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，称其“更证明给全国反帝反国民党的革命民众看，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国民党政府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东西”。同时，这次罢工也使矿港工人进一步认清了英、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日伪汉奸的真面目，提高了工人队伍的思想觉悟和斗争艺术，并在政治上得到新的锻炼，显示出无产阶级在困境中团结起来的战斗力量。
